倘若针对X事项的规制视角、侧重须发生变化，则仍由自治州人大选择具体的立法权形式，并以法定程序制定新法即可。

[68]这一原则在德、日得以践行。[100]行政规则的空间效力体现在，行政机关职权所辖空间范围内，行政规则原则上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通过细化裁量规则，使行政机关受到约束，从而实现裁量正义问题。比如，在日本，根据日本现行宪法的规定，行政立法需要法律授权方能实施。[84]行政规则的功能定位决定着其与其他法现象的关系以及行政规则本身的建构性约束。然而，技术规则实际上起到与法律一样的规制效果，或者说，技术性规则是法律实施的重要工具，是行政机关进行市场和社会规制的直接依据。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可知，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着各种自我管理和约束的措施与手段，且往往以行政规则的形式呈现。

行政机关在规则制定上的自治性体现在三个方面。这种授权是否合法呢？基于法的法规创造力原理以及法律与行政的关系，只有法律才构成对行政的有效授权。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韩国行政程序法》等。

2）公开 公开性也是评价政府诚信的一个重要维度。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应当依法、诚实守信地履行人民赋予的职权，将政府诚信贯穿于整个行政活动过程中，在正当目的指导下，以合理、善意方式行使权力，依法且诚信地履行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做到权责一致、言行一致。二要加强对政府失信的惩戒。二是认为政府诚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主体的一种行为评价。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为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加强对政府诚信立法的概念体系、软、硬件条件等方面的研究。

一是认为政府诚信是作为主体的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诚实不欺、信守诺言的行为。最直接的体现是1976年德国的《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的详细规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22]二是从理论储备看，虽然政府诚信立法的理念得到一定范围的学者的认可，但学界对政府诚信立法的价值、内容和实施路径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仍然不足。

一旦发生政府失信行为，责任承担和适当惩戒按说是必须的，但现有行政法律法规中大多数没有直接规定政府失信行为的范围、种类及惩戒方式、程序。其中一般法律原则（思想）理论主张的本为公私法共通原则，只是私法最先发现而的说法，论据支撑不足。法治政府内在包含着政府诚信的要求。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原因有三：一是国外鲜有国家采纳这种立法方式，难以找到现成经验加以借鉴，给立法工作带来难题。相比而下，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更为紧迫。

这些都为我国政府诚信立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没有诚信的法治将是残缺和形式上的法治。

前者认为诚信原则本来就是公私法同有的原则，只是私法最先发现而已。行政诚信本身包含着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和排斥。鉴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违法失信行为多发，建构政府诚信理应成为我国未来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择取了守信践诺、失信惩戒、失信补偿等作为核心指标，辅以依法、公开、廉洁、勤勉等参照因子，对现有行政法律法规全部文本进行了检索分析。三是从立法实践来看，我国的行政法立法起步较晚，尚处在发展和完善阶段，一些基本的行政法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诚信被写入法律文本之前，作为伦理义务的政府诚信很容易被践踏，对政府行为加以限制和约束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当然，为了更好聚焦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应的概念及分析范围的界定仍是必要的。诚信政府必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不能越权行使职权、违反承诺等。

特别是，我国的行政立法缺乏整体设计，立法进路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需要一个制定一个。目前我国多数现行行政法律法规中，基本都没有出现守信践诺之类的字眼。

今后，应当加强诚信政府立法，特别是要利用出台行政程序法等历史机遇，推进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贯彻和适用，将诚信与法治有机结合，以诚信指引法治，以法治保障诚信，规范行政行为，推进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19]今后我国政府诚信立法确迫任务在于，通过立法这一最根本的形式，在行政法律法规中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诚信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并加以贯彻和落实。[14]就立法实践而言，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似乎进行很好的尝试：将守信践诺、失信惩戒被视为政府诚信建设提出的专门且具体的准则。就失信救济而言，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缺少救济依据、程序和手段等方面的问题。当然，上列三种模式并不是绝对的，即在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典中规定诚信原则并不排除其在某一方面制定专门的诚信准则或在司法中确认诚信原则。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比如，《行政许可法》72条和第74条、《行政处罚法》55条、《行政复议法》35条、《行政监察法》48条、《人民警察法》22条、《居民身份证法》20条、《道路交通安全法》11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116条、《消防法》71条、《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47条《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3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2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3条、《烈士表奖条例》第32条、《军人抚恤优待条例》46条、第47条等。

同时，注意从建构理性和实用理性层面分析诚信原则在行政法生成和适用的学理基础和具体进路，整合政府诚信与法治相关公共政策，扩大诚信原则在行政法适用空间，探索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方式，从案例中积累经验，发现和提炼抽象规则，推动诚信政府立法进程。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应当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此外，鉴于行政法领域很多立法工作已经完成的现实，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立法方式，比如，通过增加现有法律中与诚信有着紧密联系的公开、公正、依法、廉政等原则的方式，为未来的政府诚信入法奠定基石。[19]支持性意见参见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这种公法私法化趋势，对原有的公法概念造成很大冲击，模糊了公私法适用范围边界，并使得公法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色彩。[14]有关政府诚信评价指标的研究，参见杨秋菊：《政府诚信评价：基于国际组织比较的视角》，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5期。自此，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抛出时间表和路线图，宣布尽快建成法治政府。比如，都以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增强政府权威和公信力为目标，又都强调依法、公开、守信、践诺、廉洁、高效等因素。

第三种模式是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将以确认。李泉、李杰：《权力遏制与重塑我国政府诚信新常态关系论析》，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类推适用说主张，诚信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可以在公法上类推适用。因此，本文对政府诚信立法的分析将主要限定在行政法领域，重点在于剖析诚信原则在行政法领域适用价值、适用现状及其未来立法进路等。

蔡小慎、贺利军：《试论我国政府诚信危机及其化解对策》，载《求实》2004年第3期。同时强化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对某些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补偿的规定，努力实现有权力就有救济、有损害就有赔偿，平衡形式合法但实质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政府失信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政府失信行为的受害者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公平合理的赔偿或补偿。